让鲁迅的文本自己说话,区域研究

鲁迅对于20世纪中国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于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作出的贡献,而且在于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与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变动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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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反映他所面向的中国社会政治现实,同时,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以及围绕这些活动进行的阐释、言说和研究,已被“编织”在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变动的过程中,成为影响和推动20世纪中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鲁迅的认知和阐释,往往关联到对于文学政治、文化政治、民族政治、革命政治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它不仅引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而且影响中国整体文化的发展和转型。

张旭东 (进入专栏)
 

陈建忠  

研究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能为鲁迅的文学选择和文学价值提供新的解释,回答鲁迅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丰富对于现代文学发展规律性的认识。鲁迅与20世纪中国社会改革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政治变迁在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中起着决定性影响作用时,鲁迅所经历的社会改革进程不能回避政治的影响作用,所以鲁迅必然受到政治变迁的影响。对于这一认识,学术界并无异议。但是,鲁迅到底受怎样政治语境的影响,与政治语境的关系怎样,鲁迅的文学因此具有怎样的价值?关于这个问题,却出现截然对立的理解。概括来说,一种是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八十年代初,凸显鲁迅的“政治性”,认为鲁迅的文学创作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代言人”。另一种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对于鲁迅文学创作“自主性”加以强调。在简单判断孰是孰非之间,我们首先应该寻找对立观点的“一致性”。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现象,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两种截然对立的结论的发生,受制于各自结论发生背后的政治文化语境;另一方面,鲁迅的文学道路自身就具有特殊性,这决定着鲁迅能与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构成“对话”,从而能够“参与”身后历次的社会文化变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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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鲁迅文学道路的独特价值,必须首先了解鲁迅其人其文到底具有怎样的特殊性,又怎样促使鲁迅在不同政治文化语境中彰显不同的价值。可以说,鲁迅的身上集结着“意识形态阐释者”和“审美理想追寻者”的矛盾统一性,这决定着鲁迅特殊的文学创作道路。无论是鲁迅“从文”的动机还是方式,无论是鲁迅的文学观还是其创作题材、形式等各方面的倾向,都体现出鲁迅对于文学“意识形态功能”和“自主性”的双重反思。同时,鲁迅与政治的关系,历史地、阶段地呈现不同的形态。文学史研究应该历史地、具体地探讨鲁迅与不同时代政治变动之间的关系。

  

一、序论:冷战、美援与鲁迅论

政治文化视角的引入,可以将鲁迅研究推向深入。由于“政治文化”摆脱了将“政治”简单理解为政策纲领的局限,能够超越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代文学”的话语范式以及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自主的本体”“审美”的范畴的局限,从而能够呈现出政治和文学之间复杂的纠葛,弥补既有文学研究关于“政治”和“文学”之间关系研究的空白。

  访谈时间:2008年9月13日纽约时间下午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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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鲁迅研究来说,“政治文化”视角的引入彰显出20世纪中国政治变动和鲁迅“文学价值”之间的复杂关系,给鲁迅的特质找到新的依据,提供新的解释,揭示政治影响下文学建设的规律性。同时,从“政治文化”视角研究“符号化”的鲁迅是如何参与后世文学建设之中,可以凸显不同时代由政治文化变动带来的文学思路的“交错”“转换”和“对话”,更有助于对现代文学“文学建构”规律性的探讨。

  访谈地点: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

  
由于笔者目前关注的焦点,在于将廿世纪的冷战与美援文化等因素“写进”台湾文学史里,以说明包括台湾在内,东亚地区各国深受冷战与美援影响或支配的事实。而在考察许多与冷战、美援相关的文学活动中,很自然就会注意到夏济安(1916~1965)与夏志清(1921~)两兄弟在1950、60年代的“鲁迅论”。他们居留台湾的时间不长,但却对台湾文坛与学界有着重大影响,因为他们正是代表着冷战时期“中介”东、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学者,其中当然也包括中介他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

研究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之关系,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学上。因此,在涉及相关政治文化问题时,要将鲁迅的文学创作活动摆到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中加以探讨,即看政治文化对鲁迅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程度,它在鲁迅文学特征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说到底,只有与鲁迅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政治文化的某些方面才会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需要强调的是,探讨政治文化之于鲁迅的关系时,我们不是从某种“政治”的要求去评价文学的得失,而只是以此作为观照鲁迅文学的一个“角度”。

  访谈人:张旭东,美国杜克大学文学博士;纽约大学(NYU)比较文学系教授;东亚研究系教授、系主任。中英文主要著作包括:
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批评的踪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等。

  
在王家平分析“鲁迅传播史”的专书中,可以看到已经提到冷战、反共的国际政治格局对学术的影响,当然也包括对鲁迅作品的翻译与研究[1]。书中提到60年代出现的夏志清与夏济安两兄弟的名字,其中,对夏济安论鲁迅的评价较高,认为他的鲁迅论是“本时期欧美鲁迅研究学术价值最高的成果之一”[2]。但论及夏志清评价鲁迅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时,书中则认为夏志清“显示了自己的种种成见以及冷战二元对立思维模式”[3]。

以此为前提,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尽可能真实地再现鲁迅所处的政治文化氛围,尽可能以翔实准确的史料研究20世纪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政治、文化制度的运作,以及由此形成的普遍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并由此认识鲁迅的实际反应及采取的不同文学策略,即通过对特殊政治文化语境的揭示,以期找到鲁迅文学活动的重要特征,以及鲁迅身后“符号化鲁迅”产生的重要依据,以达到对鲁迅文学的准确把握和全面中肯的评价。

  采访人:姜异新,北京鲁迅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以下简称张、姜)

  
不过,整体来说,王家平的专书对两兄弟的鲁迅论还是比较点到为止。笔者认为,至少可以继续探问如:夏氏兄弟的文学研究与冷战下区域研究的关系?以及冷战与反共立场如何影响鲁迅论?乃至于相对于当时中国国内的崇高化鲁迅,夏氏兄弟基于纯文学、西方美学典律与中华文化正统的角度,又可能发掘(或贬抑)鲁迅何种文学与思想特质?甚且,以笔者的角度言,夏氏兄弟在冷战时期的美学观点,实与战后台湾文学在美援文化影响下的发展,密切相关。

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化实践价值。就民族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鲁迅能够将对民族文化、文学建设的反思推向深入。在20世纪中国,历次的文化、文学改革与政治变革难分彼此。因此,特定的政治文化体制、政治文化思潮、政治文化心理等对于文化、文学变革的动向、方式和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于民族文化、文学发展和建设方向的探寻,对于历次文化、文学变革得失的反思,都不能脱离特定政治文化语境的考察。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变革的直接参与者,他对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贡献,也受制于政治文化语境的变革。

  

  
对于冷战(1945-1991)[4]与戒严(1949-1987)时代的台湾文学发展,特别是本文所指涉的1950、60年代,如同多数论者都指出的那般,除了反·共文学、怀乡文学等主流的文学生产外,现代主义文学的崛起其实也是同等重要的现象。而在戒严时期,除了党国所提供的爱国反·共教育之外,“西化”、“亲美”、“崇洋”的时代潮流,便成为我们理解作家之文学教养的另一批关键辞。亦即,我们都可能都已知晓当年国家权力“企图”对文艺发展进行强力支配,也已成为文学史上的共识;但,对于由美国藉由美援等各种管道影响下的台湾文学场域,当前的文学史又曾经如何描述过这来自域外,另一种国家权力“企图”支配或影响文学、文化(即使结果可能并非尽如美国之意)的现象呢?

总结鲁迅的精神启示,客观探究鲁迅给予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影响,必须深入分析鲁迅与政治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联系。由此回答这样一系列问题:20世纪政治文化到底怎样塑造着一代文学家“鲁迅”?鲁迅到底怎样“参与”社会文化和文学变革,有怎样的特质,得失如何?政治文化的变革到底在哪些方面促成和限制鲁迅的文学影响?唯有如此,才能由鲁迅研究得出能落实到“现实生存”层面的,助益于文化、文学建设的启示。

  在纽约大学东亚系见到张旭东教授的时候,适逢他休学术假,正忙着整理在美国和中国讲授鲁迅的中英文稿。2008年夏季,张旭东在北京、上海举办了十几次关于鲁迅文本细读的学术讲座,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置身于美国反主流文化的大本营格林威治村,谈起上世纪初活在中国暗夜时代的鲁迅先生,不能不别有一番深意。

  
笔者留意到,有两种主要的支配台湾战后文学典律形构的文学体制性力量,其一当然是战后国府藉由“国家文艺体制”所建立起来的(反·共)中国性的美典;其次,便是通过美援此主要管道,藉由“美援文艺体制”所建立起来的现代性的美典。关于后者,目前文学史论偶或提及,但并未真正深入评估写入文学史的可能性。然而至少在1970年代以前,这两种美典轮流领导着战后的台湾文学生产潮流,直到70年代以后乡土性、阶级性的美典,才出现了被挑战的态势。

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研究,能够为国家文化、文学体制改革提供参考。文化、文学体制决定着知识分子与政体之间的关系,决定着整体的文化氛围和文学氛围,对于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方式起着决定性作用。怎样的文化、文学体制对于现实中国文化发展最为适宜,这是国家文化、文学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不同的政治文化会对文化和文学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鲁迅是现代知识分子产生后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他的文学道路,他对后世文学的“参与”方式,能够彰显出不同时期不同文化、文学体制的得失。

  姜:还记得第一次阅读鲁迅是什么时候吗?最初的阅读体验是什么?

  
不过,本文此次讨论的并非台湾及东亚各地的美援文化与冷战文化问题,而是回溯到发生于美国本土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一译“地区研究”)。换言之,台湾美国不只在第三世界设立“美国新闻处”等组织以推动文化反共事业,同时在美国本土为中心所建立起的学术体制,亦扮演了另一层面的冷战学术工作,以加强对非西方地区的情资收集、分析与政策制订,而“区域研究”显然便是当时最普遍通称的冷战学术领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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