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西人士在,晚清科学翻译的文化研究

正因如此,晚清科学翻译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对晚清西方科学移植的普遍观点认为,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识形态观照之下,晚清科学移植的大多问题归于中国人对科学的追求是出于功利、实用,而不是对科学本身有真正兴趣。但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科学译著的研究来看,其中似乎具有更为复杂的因素。从译著中可以看到译者精益求精、坚持探索的态度和行动,可以看到译者用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语言表达西方科学的努力与追求,同时还可以看到译者对西方科学文化把握的欠缺与不足。

  自明末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始,就遇到第一道门槛,亦即西方话语如何转译为汉语。而系统化解决该问题则是在晚清,由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共同跨越这一障碍。当时的中国学者不懂西方语言,多数传教士也不能用中国语言准确表达西方自然科学的思想内容,更重要的是西方科学对于中国语言是全新的知识领域,无对应的表达方式。因此,对于传统中国语言中没有的东西如何表达,表达过程中是否会出现问题,成为一个既重要又有趣的问题。

  由于晚清知识群体对基督教和西学持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态度,传教士们便不遗余力在译介西学时采用变通、间接的方式输入宗教内容。如在介绍化学知识时,借机引入世界不可知论和上帝设计论;又如引入“凡人生于世,莫不禀受于天,既禀受于天,则知上帝之恩不浅”(《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九辨教邪正),将“天”与“上帝”,“皇”与“上帝”并列互指,都是偷换概念,有意为之。译介中,传教士通过逻辑推理、理论论证、正反案例对比等方法对西学(包括宗教)内容加以主动宣传和调整,而这种调整正是针对华人的接受心态而作出的被动应对。它表现在使西学兼有中学的特征,以降低其陌生性、对立性;或重释中学,特别是古代经典,使其与译介的西学同质。如以“格致”对译“科学”,给传统的“格致”赋予了近代意义。

研究的首要问题是确定并查找底本。我们选择首批传入中国的几部有代表性的译著,如《重学》《谈天》《化学鉴原》《地学浅释》《代数学》《代数术》等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进行个案研究。这些底本多是19世纪或者更早的英文著作,大多是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大学教科书,且在西方多次再版并有内容更新,反映了当时西方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当时西方的上成之作。

  晚清科学翻译表现出很强的本土化特征:考虑到中国读者的知识背景及表达习惯,译著中增加了某些传统知识,沿用中国传统文字、记数方法,科学术语也尽可能使用中国已有的表达,或借用已有的词汇并赋予新的含义,表现出很强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译介西学的第一步往往是针砭时弊,采用以破为立、边破边立的方式。在译序或文前,常以较大的篇幅和尖锐犀利的语言指陈中国社会存在的重重危机和症结所在。如1902年1月《万国公报》中的《成材补学荛议》开篇明义指出:“惟自旧畦以望新畛,中隔万丈深渊,即有贲获之雄,万难一跃而过。今欲弥其缺憾,仍不外补以学术……为诸公详哉言之。”在具体行文时,他们往往采用古今、中西,以及各国家各民族间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对比,强调双方存在的巨大差距以达到警醒中国民众、促使他们接受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学的目的。如时人即称,“盖尝旷观古今之时变,横览万国之兴衰。而叹日本之崇尚西法。其变化之纯全,功效之迅速,实为天下古今之所不能及也”(《万国公报》,1896年第88册)。

在译著整体结构与体例的翻译中,大多删减了底本中的前言、导论和附录,特别是底本的导论内容多为该著作的写作思想、知识体系、学科概念的界定、方法的阐述等,在底本中是纲领性内容,遗憾的是这部分内容多数没在译著中体现。相应地,正文中科学概念、原理和方法等内容也有不同程度的删减。

  在译著整体结构与体例的翻译中,大多删减了底本中的前言、导论和附录,特别是底本的导论内容多为该著作的写作思想、知识体系、学科概念的界定、方法的阐述等,在底本中是纲领性内容,遗憾的是这部分内容多数没在译著中体现。相应地,正文中科学概念、原理和方法等内容也有不同程度的删减。

作者简介: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晚清科学文化研究”负责人、内蒙古师范大学副教授)

内容摘要:当时的中国学者不懂西方语言,多数传教士也不能用中国语言准确表达西方自然科学的思想内容,更重要的是西方科学对于中国语言是全新的知识领域,无对应的表达方式。在译著整体结构与体例的翻译中,大多删减了底本中的前言、导论和附录,特别是底本的导论内容多为该著作的写作思想、知识体系、学科概念的界定、方法的阐述等,在底本中是纲领性内容,遗憾的是这部分内容多数没在译著中体现。晚清科学译著另一个重要特征,即译著与底本的文体、语言风格有很大差异,并表现出某种文化特征:译著弱化了底本的人文性与趣味性,删减了原著中大量的与历史文化有关的内容,在语言表达和行文方式上也有很大差异:多数底本语言妙趣横生,行文似科学探险,颇有文采。

内容摘要:翻译引进西学著作,在西学中求得救国之策、强国之法,改变国家命运,这是晚清知识群体译介西学的初衷。纵观晚清中西人士在西学译介中的互动和心态变化,虽然在微观层面上因个体、环境差异而各不相同,但在宏观层面上,以社会群体视之,则呈现出一般性特点和规律。由于晚清知识群体对基督教和西学持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态度,传教士们便不遗余力在译介西学时采用变通、间接的方式输入宗教内容。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受时局变化、西学不断引介等影响,中国知识群体的救国思想经历了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体用之分”“道器之辨”的中、西学关系指导思想的转变。由抵制西学到接受西学,由旁观传教士传播西学活动,到主动参与其中,并悉心加以模仿的转变。

晚清科学翻译表现出很强的本土化特征:考虑到中国读者的知识背景及表达习惯,译著中增加了某些传统知识,沿用中国传统文字、记数方法,科学术语也尽可能使用中国已有的表达,或借用已有的词汇并赋予新的含义,表现出很强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晚清科学译著另一个重要特征,即译著与底本的文体、语言风格有很大差异,并表现出某种文化特征:译著弱化了底本的人文性与趣味性,删减了原著中大量的与历史文化有关的内容,在语言表达和行文方式上也有很大差异:多数底本语言妙趣横生,行文似科学探险,颇有文采。译文则按照中国科技著作的学术传统编写,行文风格讲究紧凑,遣词造句不求华丽,言简意赅,论证与叙述关注知识本身,尽量避免行文枝蔓。

  在不断的沟通和互动过程中,中国知识群体与传教士对待西学的心态逐渐趋于一致,而对于中学的留存和西方宗教的输入则持相反态度。中国知识群体对于保留文化传统和固有习俗等的态度是传教士们难以根本改变的,正如哈里斯(Harris)评论的:“广学会的策略可被称为稀释了的西化,这是因为虽然采用了广泛的宣传,但是对个体接收者则收效甚微。”(《文化帝国主义与美国新教传教士》)1900至1911年间,华人的西学译介数量在增幅上超过了传教士,商务印书馆也超过广学会成为西学译介的主要机构。据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统计,这一时期国人通过日、英、法等文共译书近1600种,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1907年,传教士汲约翰曾指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觉醒在教会内外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在整个帝国随处可见……它的特征之一就是对外国力量的控制和影响表现出无法忍受的焦躁。”(《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但是,传教士们仍旧不看好中国由内部力量发动的变革,预言其会像戊戌变法一样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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