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发明的印刷术,雕版印刷术发明考

雕版印刷术是中国对世界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学界讨论最多、争议最大的是它的发明时间。许多学者曾试图从古代文献中寻找关于印刷术最早的记载,或拘泥于考证《后汉书》中“刊章讨捕”之“刊”是否为刊刻印刷之意,或拘泥于考证唐太宗是否“梓行”过《女则》,或拘泥于寻找古代文献中相关的只言片语,结果却是各说各话,难为学界认同,或是因为新材料的出现而不断修正先前的结论。检讨起来,问题主要出在研究方法上,即把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当作一个纯粹孤立的事件,用乾嘉式的考证方法去寻找最早的史料记载。当然,原因还是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关注和认识不够。其实,学界对我国古代其他重大发现和发明的研究,也或多或少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因此,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特别是它被社会广泛接受、普遍应用过程的检讨以及原因的分析,具有普遍参考意义。

     
 印刷术能够最早在我国发明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和我们的祖先勤劳勇敢,富于智慧和创造才能分不开的,是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显示,中国毫无疑问存在一场文艺复兴。他在此书中提到秦代之前的古典时代、之后汉代末年的“知识复兴”、唐代“黄金时代”中佛教的“大发展”及其衰落、大约公元845年灭佛运动之后的中国“文艺复兴”、之后的“古文运动”,以及公元1000年宋代的“复古”。谢和耐宣称,在这种环境下,他采用了“‘文艺复兴’这个术语,但也必须承认这种做法会招来批评,尽管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类似‘文艺复兴’的存在——对古典传统的回归,知识的传播,科学技术的发展高峰(印刷术、火药、航海技术的发展、带擒纵器的钟表等等),一种新的哲学和新世界观的出现”。他承认,和西方的文艺复兴类似,中国文艺复兴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但这种对欧洲的参照也提醒我们看到“在其发展路径中,将它们联结在一起的文明历史总体上的平行发展和长时段的密切关系”。这一论断也精确表达了我希望得出的结论;除此以外,我还认为这种平行发展的原因部分在于通讯交流的机制,而双方的密切关系则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今天的世界使这二者表现得更为明显。

雕版印刷并不专指印刷图书

       
产生印刷术的主要条件是文字,没有文字就没有印刷,所以有人说,文字是印刷的语言印刷的文字,也就成了向千千万万人发出的无声的语言。书籍报刊也就成了无声语言的老师。进而,文字伴随着印刷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发生演变,不仅考虑到印刷的成本问题,逐渐重视印刷文字的美观问题。

在中国时常发生对过去的回顾,通常是回顾公元前6至前5
世纪孔子的作品(前551—前479)。与伊斯兰教(或犹太教、基督教)不同,这种回顾与霸权性、一神论的宗教并无牵连——这种宗教会在兴起时清扫在它之前的一切文明成就,因此这种状况需要在以后被修正,某些异教的、受古典启发的文化复兴才能成为可能。在印度,这一复兴的进程涉及一种更多元化、较少霸权形式的超自然主义。而另一方面,在中国,尽管某些情况下多神信仰经历了繁荣,并且在843—845
年受到压制之前,佛教也在繁盛发展;但在中国,儒家思想意味着对一种世俗的、关注个人与社会行为的学说的回顾。的确,在所谓的宋代(有些人还会把晚唐时期包括在内)“文艺复兴”当中,有一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倾向于排除来自印度的出世的佛教思想的影响,以复兴起源于中国本土的、修正的儒家思想,并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发展出一套非常世俗的文化。

任何一种对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技术发明,都需要满足一些基本的条件:一是技术本身,包括原理和方法;二是功能,即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三是能让这种技术得以应用和推广的社会环境。历史上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后两项。一项技术发明,如果不为人们所需要,就谈不上应用,也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如果没有适合的社会经济环境,便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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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埃尔文的说法,中世纪时的中国——他意指10 到14
世纪,晚唐到宋代——经历了一场广泛的“革命”。李约瑟也提到11 和12
世纪自然科学的“黄金时期”。技术上说,中国的农业得以转型:在北方,改进了的磨粉机促使小米向小麦转变;在南方,水田种稻技术也有了更加娴熟。新方法的传播受到模板印刷的促进,特别是新的种子、复种制、水分控制以及由此提高的抽水量(通过戽水车这样的手段)、对土地更仔细的预备以及市场的开拓。在水路运输方面也发生了一场广泛的革命,不论是通过内陆的道路和河流,还是在海上从中国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到宋代之前,中国船只已经变得非常复杂,用铁钉建造,用油防水,使用不透水的隔板、浮力舱、轴舵和指南针。运河将内陆的河流联结起来,11
世纪双向船闸的发明缓解了难以通行的节点的通航问题。与技术的进步一起,商业活动也变得更加复杂,许多种类的合伙组织利用水运系统谋利。同时,道路也得到了改进,甚至开拓了新的道路。贸易增长,而贸易所部分依赖的货币的供应量也在增长。在11世纪,纸币最早出现,但大量使用纸币导致12
世纪早期和13
世纪时的通货膨胀。其结果是纸币被废除。不过,商业信用依然以纸钞交易及其他工具的形式存在。中国向商业活动的开放,特别是在南方的省份以及与印度洋之间的商业往来,意味着10
到13 世纪中国在所有方面的繁荣。

“雕版印刷”本义是一种凸版印刷技术,并不专指印刷图书。雕版印刷的技术原理与方法,至迟在秦汉时代就已被我们的祖先掌握了,只是早期印刷的内容不是图书,承印物不是后来常见的纸张。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丝织品的图案中,便有用凸版印制而成的,精美、精细程度丝毫不亚于后世用雕版印刷的图书、图画。广州南越王墓也出土过铜质印花凸版。至于印刷材料,制墨技术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造纸术至迟东汉时也已成熟,更何况丝织品本身也曾作过书写材料,作为图书的承印物也是可以的。问题的关键是:同样的技术原理,同样的工艺流程,相关制作材料也基本具备,为什么汉代没有用雕版印刷技术印制图书?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需求与社会环境。

     
 任何物质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没有物质就没有世界,就没有万事万物,印刷也是如此。纸的发明以及毛笔的使用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物质基础,之后为了适应不同的印刷需求,纸张在不同时期发生了不同的演变,我国的传统名纸主要有宣纸、毛边纸以及连史纸,比较传统的笔像湖笔、宣笔等,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我国集中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城市制造的书画笔,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很大的重视。

埃尔文提出,一场更深刻的商业革命发生在市场结构和城市化方面。商业之前一直很重要,但现在,提供日常商品的远距离市场发展起来。对农民来说,这意味着交换的增加,不只是食品和木材,同样也包括纸张和丝织品。不管是内部贸易,还是与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国际商贸都有了很大的增长。商业活动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更加复杂,城镇发展起来,但埃尔文却认为这些中心的历史作用与欧洲的市镇很不相同(这意味着,在他看来中国的城镇并不预示资本主义的出现,只有欧洲的市镇才有这样的功能)。

雕版印刷成为强烈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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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
世纪起,中国很明显经历了科学革命,其技术也“发展到了系统实验调查自然的基础的水准”,在锻铁和丝织方面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机械化工业”;在13
世纪,这些技术被麻织品行业广泛采用,以运河水为动力,这可能影响了欧洲的卢卡、博洛尼亚,并一直影响到英格兰摇纱机器的创造。进步也发生在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等知识领域。这些进步的基础同样是基于发明于7
世纪、在11 世纪时被广泛使用的雕板印刷技艺。11
世纪时甚至发明了活字印刷,尽管它从未得到大规模使用。埃尔文写到由政府驱动的“一场学术的复兴”。
宋代编辑并印制了许多文献,既有古老的,也有新近的,将“全国的知识水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从社会需求的角度看,我国古代图书史可以追溯到夏代,直至隋唐以前,图书主要是手工抄录和单点式传播。虽然东汉熹平时曾将儒家经典刻于石碑之上,立于太学之前,供人抄录,但主要目的是为儒生学习提供官方定本。两汉魏晋南北朝时,官、私学皆盛,一些经学大师座下门徒往往以成百上千计,虽然对文献的需求量很大,但各家严守“家法”,老师教授、学生学习的内容常常局限于有限的几部儒家经典,而抄写这些经典又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与方式,除了像《仓颉》《凡将》《急就》这类识字书以外,通用性的图书很少,因此对图书批量复制的社会需求并不强烈,即使汉代出现了“书肆”,图书还是主要以抄写为主,并在小范围内流通。

     
 印刷术的发明与著者和读者的需求密切相关。著者越多,书稿越多,靠人工抄写流传的机会就越少。古人把著书立说当作借以永垂不朽的“千载之功”,规劝人们“不以隐约而3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古代儒家把“立言”当作“三不朽”的手段之一,著书就是“立言”。古人的这种传世意识也为印刷术的发明创造了条件。优秀作品被广为传诵,读者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读者越多,图书的需求量就越大,“读书难”的矛盾就越尖锐,发明印刷的呼声就越高,发明印刷的可能性就越大。

中国在印刷术上的经历相当缓慢。构成佛教著作和图画主要部分的许多文件和文本被存放在北方敦煌洞穴里的储藏室中。这些储藏室大约在1000
年时被关闭,直到1907
年才被发现,其中包含历书、辞典、一部篇幅较短的大众百科全书、教育性文献、写作示范以及历史和神秘著作。很有意思的是,这些文献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是印刷的。文人们采用这种新方法的过程十分缓慢,但从932
年起,《九经》即由省级政府印制,之后很快,在宋代之前,所有佛教经卷也开始印制,尽管佛教当时还面临管制措施。

对文献批量复制的社会性需求与宗教有关。魏晋以后,佛教、道教迅速发展,宗教图书、图画既是僧众学习诵念的内容,也是宗教活动的重要“法物”。宗教的传播通常力求用最方便、最广泛的方式去争取信众,而宗教信众中又有很多是不识字的百姓,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一种用来供奉、寄托信仰的“法物”,因此,一种能以批量且价廉的方法复制宗教文献的方式——雕版印刷便成为一种强烈的社会需求。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早期印刷品绝大多数与宗教特别是佛教有关。唐初密宗盛行,像陀罗尼经咒这类连抄写也不易的宗教文献,更适合用雕版印刷的方式批量复制。早在20世纪20年代,向达等中外学者就曾指出,这种做法可能是受古印度佛教用捺印或版印佛像置于小型佛塔供养习俗的影响。至于版印之法是从古印度传来,还是中国本土原有,仍是一个难以弄清的问题,如果从纯技术的角度看,如前所言,版印之法,早在西汉时代就已经非常成熟了。

     
 印刷术的发明与抄书者、书商的需求密切相关。书工是一种专以抄书谋生的社会职业,是古代抄写图书的主力军。为了抄书,书工独办青灯,送走了一个个漆黑的夜晚;为了抄书,书工手不停挥,送走了一个个冰封的寒冬。然而,手工抄书的效率实在太低。清人梁同书抄写梁萧统《文选》6册,费时5年;清人蒋衡抄写《十三经》,费时十二年,平均每天仅抄一二百字,何其慢也!据历史学家推断,我国至迟在汉代就有了书店。“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书肆就是书店。这是我国古代书店见诸文字的最早记载,可见公元前一世纪,我国就有了书店。随着政局稳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书业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此可见,书工抄书效率低以及书业贸易的繁荣发展都迫切的刺激着印刷术的发明。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最终在活字印刷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种技术第一次在中国使用则要追溯至约1040
年。不过,中国在活字印刷时并没有涉及印刷机,而没有印刷机,活字印刷很难在19
世纪欧洲机械印刷到来之前成为对雕版印刷的补充。直到那时,制作雕版通常比排活字更加迅捷和廉价。这种技术并未促生活跃的书籍贸易,以达成广泛的知识扩散。之前学术的主要中心是佛教庙宇和首都的国立学校。但从11
世纪起,公立和私立学校与图书馆都迅速增加。最大的图书馆之一是建立于978
年的皇宫图书馆,后来收藏了八万卷图书。这是一个收集文献、大型百科全书和编制复杂书目的时代。这个时代同样以自然科学领域出版的图书数量而知名。从12
世纪后半叶起,中国东南部的私人出版繁荣起来,从而在医学、地理、数学和天文学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数学领域,有代数的发展和使用数字“零”的证据。此外,1090
年,在开封建造了由擒纵机构棘轮驱动的天文机械,这种装置提供缓慢但规律的动力,由此产生了当时最精确的计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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